人道主义捐款收条范文 第1篇
巴老一生向希望工程、中国现代文学馆、灾区、上海文学基金会、红十字会、浙江省民政局、日本友好团体等总共捐了多少钱,可能是一本糊涂账,没人说得清楚,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。
记得1998年9月28日,我陪东京都社会文化代表团到杭州,住在西子宾馆,正好巴老也在那里休养。我去看巴老,向巴老汇报说,这个代表团都是友好人士,在日本时,他们已经为中国灾区捐了款,到北京后,又捐了一笔。他们都不是有钱人,这份心意,令人感动。这时,徐钤说,巴老也捐了12万,但他不让讲。我说,巴老,这是好事,报道一下,让更多的人为灾区分忧解难不是更好吗?但巴老说,我病了这么多年,花了国家很多钱,灾区有困难,捐点钱是应该的,不要报道。巴老的声音虽然不大,但清楚,明确,坚决。
巴老不善言辞,但在他身边,不时也能从他的片语只言中,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比如那年随巴老访日,住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39层。这座酒店耸立在新宿西口,素有“日本的纽约”之称的超高层建筑群中。巴老腿脚不便,一般足不出户,没有日程时,我就陪他坐在窗边看风景。这一带饭店酒楼、商店超市鳞次栉比,车水马龙,人潮汹涌,是现代日本繁华的象征。
一天晚上,巴老默默地看着窗外,若有所思,之后转头对我说:“战后,东京是一片废墟,他们的日子很难过。我六十年代来过三次,那时没有这些高楼大厦。这次来,简直认不出来了。日本地震多,房子不好盖,过去都是些木头房子,很小,现在他们敢盖这么多高楼,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已经解决了高层建筑在地震中的安全问题。他们的经济搞得好,速度快,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。如果我们也好好搞经济建设,现在也可能与日本差不多。这些高楼大厦,我们也应该有。现在有了一些变化,抓经济,搞特区,这样好。总之,要把经济搞活,再也不能吃大锅饭了……”
这就是巴老,一位充满爱心,与祖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人。
人道主义捐款收条范文 第2篇
巴老逝世后,在上海作协吊唁大厅的留言簿上,有一行醒目的大字:希望工程的孩子们永远怀念巴金爷爷。落款:上海市希望工程。
1994年3月,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成立。没过多久,一位年近六旬的男子,提着包来到办公室,对工作人员说:“我替一位老人来捐款。”随后,他在登记簿上写下“李尧棠”3个字。工作人员看着这3个字,觉得好像在那里见过,但想不起来。回到家里一查,知道这是巴金先生的本名。他设法找到了来捐款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徐钤,确认捐款人是巴金先生,但徐钤叮嘱他,千万不能说出去,因为巴老说过,他的捐款不留名、不宣传、不报道。
从此,巴老向希望工程捐款,主要由徐钤代办。1998年华东水灾,巴老最担忧的是那些失学在家的孩子们。于是,原本已在上海、杭州捐过款的巴金,又向上海市希望工程捐出9万元,用于孩子们上学。1999年以后,巴老病重,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,都是由其子女将钱交给徐钤去办。据知情人透露,巴老生前十分关心教育事业,连续27次为上海希望工程捐款达56万元。
2005年10月,巴金先生去世,他的子女根据其遗愿,将其稿费及家人的捐赠共计130万元,设立了以巴金二哥的名字命名的尧林教育助学基金。2006年、2007年两年中,尧林教育助学基金先后资助了10余名贫困大学生和云南宁洱地震灾区100名受灾学生。
四川汶川地震后,巴金先生的家人十分关心灾情,他们从尧林教育助学基金中捐出25万元,用于在四川灾区建设一座希望小学。此外,李小林、李小棠还以巴金先生的本名“李尧棠”的名义,分两次向上海市红十字会秘密捐款10万元,救助灾区孤儿。捐款中,有一部分是儿女们所凑,其余的则是巴老的稿费,由于负责代办的人员走漏了风声,此事才被外界所知。
巴老的爱心,在继续,在生长,在蔓延。
人道主义捐款收条范文 第3篇
2004年7月2日我陪缅甸作家团到上海,下午2点半,与上海作协徐钤一起到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。
走进巴老的病房,我先到洗手间,仔细地洗了手,之后站在客厅里,远远地凝望躺在病床上的巴老。前几年来,还能走到巴老身边,鞠躬问好,拉拉手,说说话。巴老声音虽然微弱,话语不清,但还能听懂一些。而此时巴老已经气若游丝,弱不禁风,不能说话了,而且时刻有走到生命尽头的危险。我怕身上带有病菌,影响巴老,不敢近前,与巴老保持四五米的距离。巴老静静地、直挺挺地躺着,插着鼻饲管、氧气管、导尿管,墙上还挂着四个电子仪器,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,还有一台呼吸机,摆在旁边。但巴老还有知觉,听见说话声还有反应,只是身体不能动,有话说不出来,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,一呼一吸,都很艰难,一分一秒,都是熬煎,看着让人揪心难受。
老徐说最近巴老的情况比较稳定,没用呼吸机。一天二十四小时,有三个人轮流值班,两个护士,一个护工。值班时,必须时刻注意病情的变化。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与儿子李小棠姐弟俩商量,一切特别的医疗手段都不要用了,保持目前医疗水平即可。护士过来给巴老翻身,用手轻轻地拍打巴老身体,促进血液循环。巴老1999年住院,已经四五年了,一直躺在床上,没有长褥疮,完全靠护士的精心护理,细致调养。
这时,李小林与女儿端端来了,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。老徐说:“你写的那篇《佐藤大姐》,我给巴老念过了。巴老听得很用心,一直听完。巴老爱听的文章,他就静静地听着。不爱听的文章,他就闭上眼睛。过去每天听广播,看电视,现在体力不行,看着看着,就睡着了。”
我很惊讶,那么长的文章,巴老能一直听完?《佐藤大姐》是我前一年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第十一期上的一篇散文,约七八千字,写了一位心地善良、脾气火暴的日本友好人士。巴老1961年访日时,就认识这个梳着大辫子、刚刚大学毕业的佐藤姑娘,如今她也是满头白发,垂垂老矣,但依然为日中文化交流而奔波。我想,巴老关心这位把终生献给中日友好事业的朋友,所以才忍着病痛,坚持把这篇文章听完。
小林说:“中华文学基金会来了封信,为西北儿童募捐买图书。你给他们带两万现金,说是我爸捐的。”我说:“是否要收据?”小林说:“不要,交给他们就行了。”我说:“那可不行,你不要我要。这样吧,我叫他们收到后,给你打个电话,说一声。”
我回到北京后,马上与中华文学基金会联系,请他们来取钱,并写了这张收条。一晃,十八年过去了,收条已经发黄。但看到它,还是心里一热,想起了许多往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