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鞭法

1572年，年仅十岁的明神宗当上了皇帝，后世称其为"神庙老爷"或是"万历皇帝"。

明神宗 朱翊钧

在此之前的隆庆朝，由高拱任首辅，在张居正和高仪的辅政之下，虽然只走过了短短六年的春秋，但是在政治上展现出了许多新气象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首辅。在1572年到1582年的10年时间里，虽然先后有吕调元、张四维、申时行、马自强等人同在内阁，但是国家大事基本上都是张居正一个人说了算。

那么张居正手握地主阶级士大夫可以摸到的最高权柄的时候，需要他来驭统的大明王朝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
此时的大明王朝，已经经历过了洪武的严酷，永乐的奔放，正统的回归保守，成化的自由潮流，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边缘。虽然一直困扰大明朝的南倭北虏问题在隆庆朝稍微得到了缓解，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顽疾确有愈演愈烈，病入膏肓的趋势。

在俞振基先生的《明代大政治家张居正》一书中，作者用八句话精准地描述了当时张居正面临的情况—— "君荒于上、宗室骄态、阉宦擅权、治者因循、士嚣于库、边患寇祸、财用匾乏、济世乏人"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大大的烂摊子。

什么是"考成法"？

面对这个情况，在宦海沉浮了二十多年的张居正没有慌，他的思路很清晰：国家要办事，首先得有人、有钱。基于这个基本思路，他提出的"考成法"和"一条鞭法"，有针对性地改革了吏治和财政。

先说考成法。考成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考量官吏在固定任期内的政绩标准。

张居正提出的考成法，针对天下官吏上班不做正事，搪塞敷衍的状况，建立了一套科学管理的方法：先罗列必办事项，规定必须完成的时间和负责人，登记在册，这样的账册一共有三本，一本送六部和督察院，一本送六科，一本送交内阁，六部和督察院负责每个月检查一次官员的完成情况，六科每半年检查一次六部和督察院的检查结果，上报内阁，内阁最后根据上交的账册来核查官员的应办事项是否都完成了。这样，每一级的官员该办些什么事，什么时候必须办完，每件事都能找到具体的责任人，用史书上的话来说，就是"立限考事"、"以事责人"，这样一来，想推诿、搪塞，那是不可能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张居正真是一个难得的专业管理人才。

张居正 像

果然，这一个责任制度建立起来以后，史料记载说"虽万里外, 朝下而夕奉行" ——就是说朝廷早上发布的命令，到了晚上，哪怕是万里之外，也已经在奉行了。

一条鞭法和两税法的异同

什么是一条鞭法？

我们说"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"，在修理了官僚机器之后，张居正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，限时三年完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重新清丈土地的必要性在哪里呢？

明初，人口记载在黄册上，土地和所有者记录在鱼鳞册上。土地分为官田和民田，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/7，专门租给由无地或少地的农民，然后收取一定的租税。民田则绝大多数在地主官僚的名下。官田税重，民田税轻。当时朱元璋搞过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清丈，把当时统计出来的可以收税的土地数量成为"土地元额"，作为以后历代收税的依据。

明代鱼鳞册 状似鱼鳞 故而得名

但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民间有开辟了新的土地而没有上报官方的；有悄悄把土地挂靠到官绅名下的（明代官员有优免政策，免除一定的税额）；地方上有豪绅兼并税率较低的民田，有的豪强名下有成百上千顷土地；而一般民众名下反而是税率较高的官田，而且数量也很少，有的不满一百亩（明尺普遍约为32厘米，一亩为614.4平方米左右）。

到了嘉靖中期，虽然鱼鳞册上的土地还是那么多，但是可以收税的土地元额不断减少。官方还是按照国初的鱼鳞册来摊派税额，所以最终轮到无权无势的小民来"包赔"，也就是补贴本应该摊派在亏空的田亩数上的税额。造成税粮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。

为了"均摊粮税"和"增加收入"，清丈土地实在势在必行。

土地清丈以后，查出来的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，比弘治时的田额增加了三百万顷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明朝政府于1581年采用一条鞭法，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。

通过推广一条鞭法，实现了税法的简化，以前复杂的人头税、田税、粮税、劳役等统统折成白银来交纳，由地方政府负责收缴和押解。交纳的数额与田亩挂钩，在税率一定的情况下，由于交税的田额扩大了，理论上，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情况下，实现了国家的增收。

力筹富国, 太仓粟可支十年, 太仆寺积金至四万徐万。成君德、抑近幸、严考成、核名实、清邮传、核地亩, 就时治绩柄然。·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六十一

张居正主持朝政的这7年，扭转了明朝的颓势，整顿了吏治，最主要的是缓解了明朝的财政危机，让原本入不敷出的大明王朝的腰包重新鼓了起来。有了钱，大明的国家机器又顺利运转了起来。

但是，一切就真的这么美好吗？ 请看下一集《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得与失》。